如何评价太宰治这个人？

原文首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。

太宰治：向死而生的少年

作者：宗城

生而为人

我很抱歉

太宰治的小说有一种少年的澄澈，即便是非常阴暗的题材，在他的笔下却气质干净。岁月似乎不曾在他的文字留下痕迹，从二十岁到去世那年，太宰治的文字都保持着难得的纯净度，暗含着向死而生的决绝。许多人不理解太宰治的决定，但显然，他的文字有一股魔力，牵引着一代又一代青年思考存在的意义。

作为日本无赖派的代表作家，太宰治一生尝试过多次自杀，最终在三十九岁那年去世。他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，也经历了幻灭，他受芥川龙之介赏识，却被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批评。其中，三岛由纪夫对他多少有种爱之切之、怒其不争的矛盾态度，他曾评判道：“太宰的性格缺点，大概有一半应该是由于冷水擦澡和体操还有规律生活所导致的。我第一讨厌这个人的脸，第二讨厌这个人的乡土性的嗜好，第三讨厌这个人扮演不适合自己的角色。”可他又曾对朋友说：“对啊，我和太宰一样，是一样的人哦。”

太宰治的一生活在巨大的挫败感和虚无感当中,他的笔名“太宰”，日语谐音是“堕罪”；他出生于地方贵族之家，父亲津岛原右卫门曾是众议院议员、贵族院议员，并经营银行与铁路。他在家族的十一个孩子中排行第十，小时候养尊处优，但是，他却对自己所处的阶层产生怀疑，他像《斜阳》里的富二代一样发问：““姐姐，我们有罪吗？生为贵族，这是我们的罪吗？”

贵族家庭里严密的秩序、管教的森严和人心的凉薄深刻地影响着太宰治，使他早早陷入多疑和敏感，走进孤独的泥淖中。他曾在自传性小说《回忆》中描绘道：

“关于母亲的记忆，大多是心酸的。有一次我穿着哥哥的西装在等人，可对方迟迟不来，我便哭了。母亲撞见后不仅没有安慰我，反而扒下我的裤子，啪啪地打我屁股。而我的父亲是个大忙人，平时几乎不回家，即使回家也很少同我见面。我很怕他。有一次我很想要他的钢笔却不敢说出来。绞尽脑汁想了许久，终于决定假装说梦话给隔壁房间和客人会面的父亲听。我闭着眼睛在床上叫了很久的‘钢笔’！‘钢笔’！当然，我这个小小的心愿既没传到他耳朵里，也没传到他的心里。还有一次我在堆满米袋的大米仓中正玩的高兴，忽然父亲出现在门口。他对着我凶狠地训斥：“小鬼出来！滚出来！”父亲背对着阳光，黑黑的身影显得格外高大。一想到那时恐怖的情景，我至今都不寒而栗。 ”

尽管太宰治本人觉得老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家谱，“实在不过是一个俗气的、普通的乡巴佬大地主”，但终其一生，他都没有摆脱这个家庭，如杨伟所说：“他的一生一直在留恋依赖这个家庭和背叛、批判这个家庭的矛盾中挣扎搏斗，以追求一个近代个人的自我价值。”

太宰治一度投入马克思主义的怀抱，参与激进左翼运动，在革命幻灭后，他患上了“零余者”的恐慌，而后多次自杀未遂，一生与死亡隔膜相视；他罹患盲肠炎并发腹膜炎，后得肺结核，身体极度虚弱，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他的虚无感。

太宰治的小说颓废感十足，男主角往往很受女人欢迎，如果他们遵循社会规矩能活得舒舒服服，但他们对社会既定规则抱有强烈的怀疑，他们意识到旧秩序内隐藏的问题，感受到人情中的虚伪，他们渴望挣脱，却找不到更好的出路，于是在寻情逐爱、香艳美酒中沉沦逃避。他们对世界怀有深深的恐惧，自己成为无依无靠又渴望真情的浪荡儿。

《叼烟的英俊恶魔》就是这类故事的一个典型。这部短篇小说并不有名，但他却给予一位大导演灵感，那就是王家卫。他欣赏《叼烟的英俊恶魔》，并一直寻找符合小说主人公气质的演员，最终，他找到了梁朝伟。他曾回忆：

“许多时，当我让他（梁朝伟）听一首音乐时，他会坐在一角，手拿一根香烟，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眼神望望我。这使我想起太宰治，太宰治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《A Handsome Devil With A Cigarette》（《叼烟的英俊恶魔》），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电影名字。我很喜欢太宰治，而梁朝伟总让我想起他。”

《斜阳》是太宰治另一部重要的长篇，它不如《人间失格》名气大，但它是最接近太宰治辞别人间时精神状态的作品。《斜阳》创作于昭和22年（1947年），第二年太宰治宣告去世，这部作品描绘了落魄贵族的生活，通过四位人物：和子、和子之母、和子的弟弟直治、已婚的上原先生，勾勒出战后日本社会弥漫的危机感和对将来的恐惧不安。这一时期，如《奔跑吧，梅勒斯》般健康明快的色彩在太宰治作品中已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渴望救赎而不得，一心赴死的决心。

太宰治由虚无衍生出自暴自弃，因为失去更高的意义指向，他遁入寻情逐爱或日复一日的忧愁中，这多少也投射于他的小说。《人间失格》里，叶藏是一个贵族出身、讨女人喜欢，却敏感而惶恐的青年，在与主流弥合无果后，他陷入颓废，而世俗世界决定将他关在精神病院；《斜阳》里，太宰治更是通过人物之口戏谑：“历史、哲学、教育、宗教、法律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，与这些学问相比，一个处女的微笑更为尊贵。”

太宰治的作品关键词是恐惧与厌世，这与他的性格一脉相承。《人间失格》出现最多的词就是恐惧。太宰治自觉自己是软弱的人，他在1947年的自传式随笔《わが半生を語る》中的“生い立ちと環境”（《幼年与环境》）一节坦言：“我是那种待人时连满足也不会表现的软弱性格，因此我对自己近乎为零的生活能力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从年少到现在就这么活过来了。进一步说我甚至是可以称为厌世主义的，对于活着这件事也没什么执着。只是想尽快地从生活的恐怖中逃离出来。”

失去意义

一生谋划自杀

太宰治用了一生谋划自杀，比自己的文学偶像芥川龙之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十九岁那年，他以“焉岛众二”之名发表《无间奈落》后，动过服安眠药自杀的念头；二十岁，十二月十日夜，自杀未遂；二十一岁，六月，他结识银座酒吧女田边，相约在镰仓腰越町海岸殉情。结果田边死亡，他却因协助自杀遭起诉；二十六岁，企图于镰仓山上吊自杀；二十八岁，与小山初代至水上温泉，企图再度服安眠药自杀；三十九岁，六月十三日深夜，与山崎富荣一齐在玉川上水投水自尽。被三岛由纪夫批评为“气弱”的太宰治，五度求死，终于在这个“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”上，做了了结。

日本不缺乏喜欢自杀的作家，但太宰治的求死行为一直被人津津乐道。比如：为什么他几次要与情人一同死亡，而不自己一个人去死？为什么在与情人赴死后，却给还活着的妻子留下遗书，说：“我最爱的是你。”为什么太宰治对自杀一事如此执着？在太宰治的思想世界里，自杀究竟意味着什么？这些问题，恐怕还是要从太宰治的作品中寻找答案。

众所周知，《人间失格》是太宰治的代表作，它的另一个译名是《丧失做人的资格》。这部小说就像他本人的自白。叶藏是倾注太宰治心力的人物，仿佛太宰治“丑恶”的影子。太宰治这种直白式写作是以对其精神防线的巨大腐蚀为代价的。他致力于描摹边缘人的心理状态，却毕生无法提供解决方案，这沉重的问题，注定令他走入虚无而无法脱身。所以，《人间失格》里的叶藏最终成为被主流遗弃的人，而在《斜阳》中，直治的遗书写着：“我就是一颗小草，在这个世界的空气和阳光中难以苟活的小草。我的生命中欠缺或缺少一种素质，苟活至今，已尽了最大的努力。”

太宰治小说中的主人公总在自我放逐，他们无法处理好与世界的关系，直率而悲观的性格招致四处碰壁。在感情生活上，他们大大方方地表达自己的感受，但在长久的交往中，他们并不具备爱一个人的能力，更谈不上逐渐良好的家庭。一对自愿自杀的恋人幽灵是太宰治小说里的要素，比如《人间失格》中，女性角色常子想要求死，而叶藏人同此心，他们就一起谋划了自杀。尽管小说绝非太宰治的自传，但一些屡屡出现的情节，是太宰治内心深处的投射，如果用世俗社会的理念来看待，太宰治多少难以处理“责任”这个词，他多少也是自私的，比如：在与小山初代交往的同时，他又与银座咖啡店期的17岁的女侍田部阿滋弥产生关系，并在同居三日后一起前往镰仓腰越町海岸殉情，可是当1936年，小山初代与他人有染，太宰治自己却受不了了，他那时患病住进武藏野医院，小山初代与美术生小馆善次郎有染，这个消息几乎让他精神崩溃。太宰治并不是一个品德多么高尚的人，他有很浓的孩子气，不过比起世上诸多伪君子，他毕竟是坦诚的。

对太宰治而言，自杀是一种“自我选择”，人拥有生存的权利，也拥有选择自杀的权利，在《虚构的彷徨》中，他说：“我觉得人有选择生的权力，也有选择死的权力。”在《晚年》中，“想着不如一了百了。可今年正月从别人那里拿到了一套和服。麻质，鼠灰色细条纹花色。是适合夏天的衣服。所以还是先活到夏天吧。”在太宰治的笔下，自杀不为崇高理想，也不是要为自己的悲观世界划上句号，自杀就是自杀本身。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太宰治，厌弃自己的身份，对自己的存在价值陷入怀疑，或许是因为他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敏锐体察，让他对自身之恶也难以回避。太宰治并非痛陈世界之恶而回避自身之恶，他谴责最多的是自己。他选择书写、选择自白，负罪感依旧如雾霭，在他心头难以消散。他曾经尝试“献媚”外部世界，但那样的举动不但没有缓解他的困扰，反而令他更加不适。所以直治的遗书还写道：“我压根不愿死在马路上或野地里，让看热闹的家伙随意摆弄自己的尸体。”

其实，太宰治曾经有过快乐的时光，在与妻子石原美智子相识并成婚的那段日子，他一度恢复了对世界的希望，那时的他会说：“第一次认真地将写作当成志愿而不是遗书，想为了好好活下去才写小说。”那时的他会写出《奔跑吧，梅勒斯！》这样的小说，也愿意期盼一个战后重建的世界。他会劝少年切勿沉溺烟酒，也会鼓励大学生“要珍惜离神明最近的时光”，可惜，这样的日子太过短暂。

战后的日本不如太宰治所愿，自己的身体状况又每况愈下。到了三十九岁，疾病成为压垮太宰治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那一年，他的肺结核的严重恶化，身体极度虚弱，时常吐血。对太宰治而言，三十五岁到四十岁是作者的重要时期，也是求死的关键时期。不只是太宰治，日本文坛很多作家都死于这个阶段——正冈子规，三十六岁；尾崎红叶，三十七岁；斋藤绿雨，三十八岁；国木田独步，三十八岁；长塚节，三十七岁；芥川龙之介，三十六岁。于是，他又动起了老念头。

1948年，斜阳倾颓。6月份，《人间失格》发表后太宰治在12日晚留下《Good Bye》草稿，同时给妻子美知子、出版编辑和友人留下遗书，然后离家出走，第二天深夜与情人山崎富荣于玉川上水投水自杀。太宰治的最后一次自杀，也就是他和山崎富荣的殉情颇多争议。有学者发现：“太宰治和山崎富容两人的遗体虽然用绳子牢牢绑在一起，但太宰遗体留有激烈反抗的迹象。”他们推断太宰治在行动之前改变心意，但是山崎一心求死，硬是把他拖入了水中，造成太宰治的死亡。关于这次殉情，日本文坛讨论颇多，其中，太宰治的友人石川淳在《太宰治升天》中说：“太宰君是善的诗人。他“为了义”而玩乐、“为了义”而死去了。他的玩乐是空间的战栗，他的死亡是时间的中断。”而坂口安吾在《太宰治情死考》中判断：“太宰那样的男人，如果真的喜欢上了女人，是不会去死的，而是继续活下去吧。本来，献身艺术的人，是无法真心爱上女人的。艺术的世界，就是这样一个棲息着鬼怪的地方。所以，太宰和女人一起赴死，正说明太宰没有爱上这个女人，这么想应该无误。”他质疑太宰治因为灵感枯竭而求死，他认为那只是太宰治的阶段性说辞，而这最后一次的殉情，多少有些荒谬，但无论如何，事情已成定局。

传入中国

引起青年共鸣

读太宰治的小说容易厌世。但他却收获大批拥趸，不只在日本，甚至在中国也赢得不少当代青年的共鸣。

在日本，太宰治不仅是一个文学大家，也是有名的畅销作家。他的《人间失格》和《斜阳》等小说都大卖，并成为流行词汇。单单是《人间失格》已经累计卖了六百万本，多年以后，小畑健负责封面绘的新装版《人间失格》在1年间也达到了21万部的销售量。同时，翻拍太宰治小说的影视作品更是一部接一部，将《佳日》《人间失格》《维荣的妻子：樱桃与蒲公英(听歌)》《斜阳》《潘朵拉之匣》等都被先后翻拍，光是《人间失格》就分别有电影、电视剧、漫画版本。而在位于日本三鹰市下连雀的禅林寺，太宰治的书迷总是络绎不绝，他们只为瞻仰偶像的墓碑。

在中国，太宰治和村上春树、东野圭吾、川端康成、夏目漱石等是知名度最广的日本作家，他的《人间失格》被青年捧读，吉林出版社、云南出版社、万卷出版社、武汉出版社、国际文化出版社等先后出过译本。2017年，他的自传性随笔《津轻》、小说集《小说灯笼》和《人间失格》前传《小丑之花》也被引进国内，每年纪念日，太宰治都会成为热词。

为什么在殊为不同的两个国家，太宰治都被大量青年人阅读？他的为人、他的作品到底有什么魔力？或许，勾连他们的是一个“丧”字。一生求死的太宰治，写出了最丧的经典小说。

身居日本，太宰治的小说引起五十年代“太阳族”的共鸣。这与时代背景有关。二战战败后，日本社会在美国的改造下发生剧变。一方面，日本转型民主政体，政府改良经济结构和教育系统，并利用朝鲜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加快经济重建。另一方面，进驻的美军和朝鲜的战火让日本处于二次战争的恐惧中，受制于人的处境也让日本人内心不安。政治、经济与教育制度的改革松动了日本的父权社会，助长了年轻人的反抗倾向。可被动的处理和狂热的消费氛围，又让他们不知路在何方。当反抗过后是没有希望，而新的管制社会正在建立，日本青年陷入彷徨。太宰治的小说刺中了这个痛点。

时过境迁，当今时今日的中国读者读起《人间失格》《斜阳》《津轻》等作品，他们已很难想起字里行间革命者的颓靡、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、日本地主阶层的失势、太阳族的记忆，时空观的巨大变换阻碍了两代人。当中国读者仍能从这些作品中摄取丧的美学，从失败中提炼出的歇斯底里的愤怒和无助成为打破时空壁垒的介质。无论是二战后的五十年代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，青年人都经历了从狂热到温和乃至颓丧的阶段，尤其是九零后这一代人，历经金融危机、阶层固化、城乡大变革、产业大调整的时期，大量青年人从“天之骄子”一夜成为“讨生活的文字民工”，巨大的失落让他们无法适从，有的人迎难而上，有的是堕入逃避现实的乌托邦。太宰治的小说容易让人上瘾，他极其轻易地揭穿丧的生活状态，因此，《人间失格》等小说成为诸多青年的枕边读物。

但是，太宰治的作品并不只是单纯的悲观厌世，说来蹊跷，他把个人之丧写到极致，却能升华出一丝丝至纯的希望。这份希望是对个体主体性的坚守，哪怕“生而为人，我很抱歉”，被主流抛弃、唾骂，甚至断定为精神病，太宰笔下的主人公，仍然“像神的孩子一样”，他们没有泯灭自己的良知，也没有放弃对善良与美的追求，被毁灭的是肉身、是社会地位而不是他们的精神，这就是太宰治于无限悲凉中开凿的珍贵意义。

事到如今，当我们重读太宰治的作品，如果只是最终发出绵软无力的悲凉，或者彻底放弃对纷乱陈规和社会标准的反抗，我们也许就误解了太宰治，只是将他当做一丧到底的符号。愿意活着的人，请努力活着吧，这是太宰治在人间留下的话语，到头来，他还是那个像少年一样真挚的人啊。